距离回国还有不到二十天。
下午有过一阵短暂的阳光明媚，我在房间里整理两年来的各种文件。撕掉所有的过期合同，涂抹掉所有的个人信息和银行账号，之后把这些统统丢进垃圾箱。
就像丢掉一种生活一样。
仔细算算，我离开家已经八年，离开故乡也已经六年了。
在这六年中，故乡的轮廓在我脑海里已经渐渐模糊，思乡的感觉却日趋尖锐，随着世事的无法逆转而终于被打磨成不可触碰的利刃。
我记得第一次远离故乡是在小学时，跟着母亲和一个阿姨在上海停留了半个月。那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。在飞机上长辈们告诉我，出门如果有人问你从哪里来，不要说自己家乡胶州的名字——那地方太小，他们没听过。你说你从青岛来，他们才知道。
从那以后，凡是在外地有人问我从哪里来，我都回答说我是青岛人。也许十几岁的女孩都多少有些自卑吧，那时的我已经隐约意识到，自己小城市出身的背景在大城市是上不了台面的，是会被人耻笑的。
之后随着高半夜凉初透考的临近，即便是在自己的家乡，我也意识到了作为一个小城市市民的无奈。这里没有大城市的灯红酒绿，没有大城市的方便快捷。功利的天枰永远是向外倾斜的，留在这里永远是看不到前途的。尽管我在胶州仅有的两所重点中学中已经小有名气，但和一些青岛市内的孩子们坐在一起，听他们说起学校生活如何色彩斑斓的时候，我依然在一脸迷茫中流露出自卑的神情。这无形的压力不仅压向了我，同时也挤压着我脆弱的家庭，连我的父母也为生活在小城市而不满。而我唯一的选择，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离开她，摆脱自己小城市的出身。不这样做，我甚至连自己的家庭都维护不了。
现在想来那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。我用尽全部力气只为了离开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，拿到另一个城市的户籍，从而可以在外地人面前理直气壮地说出“我是青岛人”这几个字。与其说这是种虚伪，倒不如说是炫耀——一种经过厮杀后，让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在一个更体面的城市重获新生时的成就感。
但多年以后，当我走过了足够多的城市，经历过了足够多的变故，当我终于在心底找到了最强大的安全感之后，我突然记起了她。胶州这个我从小认为土到掉渣的名字，现在提起，竟然在心底激起了强烈的震动。如果说青岛是我费尽心思揽之入怀的窈窕美女，那胶州便是深藏心底的初恋情人，即便曾经的感情再简陋，也是触及柔软心底的致命伤。
自此我不再提及自己的故乡。除非有人对此有着特别的好奇，我才会对他解释说，我来自青岛附近的一个名叫胶州的小城市——就是鲁迅先生说的，白菜屁股上栓红绳的地方。对方往往迷茫地点点头，只说一个“哦”字。此时的我一反曾经的自卑，反而有种窃喜的心情——似乎对故乡的回忆成了自己的专属，成了不愿被人偷走的宝贝。
在我印象中，我的故乡是个喧哗拥挤的小城市，夏天那里有从水泥地上反射起的刺眼阳光，有夹杂着吵闹的灰尘味；而冬天又异常地清冷，空气中到处是雪的甜香，一出门脑袋里总会忽地打个寒战。自西向东的云溪河上飘着柳叶的清香，云溪河有着深绿色的清澈，总让我想起集市上大块大块的海藻凉粉，仿佛一口咬下去也能感觉到从嘴延伸到胃肠里的滑嫩清凉。早晨云溪河的桥上常有集市，赶集的人在摊子间挤得严严实实，于是孩子骑上了大人的脖子，骑自行车、骑摩托的只能下来推着走。摊贩的吆喝、人群的喧嚷和鱼腥味、青菜味及各种熟食的香味混在一起，酿成一锅大杂烩。温暖的下午时常有妇人带着孩子来河边洗衣服，哗啦啦的撩水声夹杂着孩子的嬉笑，反而又让午后的小城显得格外宁静。
而这些，即便在如今的胶州也已改变太多。胶州像所有发展中的小城市一样，急于给她的孩子们创造更多的财富，更好的生活。她在她满面的皱纹上涂脂抹粉，她期望这样的现代化能够留住更多心气高的年轻人；她试图用蹒跚的小脚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，尽管这时代已过于浮躁；她试图用肯德基麦当劳、用豪华的大商场摆脱那曾令我们自卑的小城市的俗气，殊不知日渐干涸的云溪河同我们回忆的脉搏一般奄奄一息。
“近乡情更怯”，原来是远行人的通病。一边惧怕着故乡的物是人非，一边将回忆中的生活当成一种梦想。长大后我搬了家，去了南方，出了国，但北方小城市的情结依然像烙在骨子里一样，随着血液的冲刷变得越来越清晰。我怀念着我的故乡，但她却并非如我所想。
况且即便我回了故乡，也不敢再拨开她脸上的脂粉，直视她皱纹间那些流转的岁月。那里隐藏了太多的故事，我所知的，我所不知的，但终于都是无法逆转的剧情。
上个月重读沈从文的《边城》，竟几次落泪。我跟老赵说，《边城》是一篇能写进小城市出身的孩子们心底的书，因为那时的沈从文，小学文凭，报考北大国文系落榜，仅凭着发表文章在文坛中立足。那时的他虽然得到了徐志摩、郁达夫等海外归国人才的帮助，但背景朴素的他在这个光芒四射的圈子里依然感到失落。他的感情始终寄托在湘西浣水边那一方山水间，正是这种寄托让他在北京这种繁华之地写出了处处是善，而又处处充满宿命的《边城》。
老赵反问我，你在国外，这么多年的失落，为何没有写出《边城》那样的文字？
我顿时无语。